有人指出：享有自然生命之个体（自然人）全部升位为法律主体是近代民法法律人格塑造之特异贡献。

比如美国的《易燃纺织品法案》规定床单易燃程度不能超过十分之一秒。按照这一要求，当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企业自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而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时，发达国家便以这种补贴违反了WTO的规则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受补贴的产品。

（五）一些善意的绿色壁垒违背了给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待遇的原则。环保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目标和规则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同与支持。对食品的安全管理加大了立法力度自2002年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管理的力度，积极打造食品安全新体制。绿色环境标志是一种附着在产品上或其包装上的图形，以表明该产品不仅符合质量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均无损害{6}。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绿色环境标志制度，但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最为突出的是缺乏法律应有的规范。

就游戏规则的内容而言，由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意识、环保法规、政策、措施及标准上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谈判立场上难以协调，往往是发达国家一言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缺位或尚不健全： （一）绿色环境标志制度。由于其见物不见人，一方面会淡化甚至排除传统民法的人格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另一方面则可能从根本上削弱民法的革命性意义—即削弱民法对人性的解放意义，从而弱化了民法对人的尊重。

不过有人随即将这种现象比附为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在我看来这多少有些夸张。[6]此外，债权还有一个不易为人们发现的价值：它既能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人的平等、自由情绪，又能挖掘人性相处与交往的潜力。斯密指出：我们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我们不要求助于他们的爱他心，只要求助于他们的自爱心，我们不要向他们说我们必需，只说他们有利。这一解释，说明康德仍然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与后来该词的内涵正好相反，而第一个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他沿用了市民社会一词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

经济人假定包含三个前提：一是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将至高无上的人看成只是依附于市场、经济、商品或财产的寄生物，将以人为本替换为以利为本、以钱为本，甚至将恋爱、婚姻、家庭、人身伤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都看成是商品或财产交换的特殊方式而适用等价有偿的交易规则，会使民法中一切高尚的制度建构庸俗化为有关财产、金钱的规则，人也就难免堕落为物奴、钱奴，而人生至多也就只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钱财游戏。

{8}113 虽然黑格尔第一次赋予了市民社会概念全新的涵义，但是由于其根本的主张代表着一种国家主义而使得市民社会概念的创新大为失色。问题的症结在于，既然源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心理因素影响着市场的有效需求，那么市场机制的功能，亦即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将失去效用。{15}316斯密进一步分析说，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这也难怪有人惊呼侵权法死亡了。

就近代民法观之，物权制度不仅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资源，而且充分保障这种拥有的安全，尤其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民法既排除了他人对自己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周围人的偷盗抢劫与巧取豪夺，也排除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威胁而不至于担心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任意妄为和横征暴敛。人性是共同的，但人性表现于每个人身上却是个性化的，这是人性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必然演绎。四是违约制度，是否允许效益违约把两种人性论区分开来。这种民事权利主要是对人性中性的一种法律反映，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人性的需求的确认和规范。

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在我看来，上述观点不可谓没有见地，也不能说没有苦心，对于我国民法制度的完善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尤其具有实在的指导意义。

{16}84由此可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已经从理念上将公权力在市民社会中的存在空间挤压到了最小的限度。又如，由于人性的张扬总是开放的，如果失去约束，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放大而无限膨胀。

作为因应市场经济的一部法律，民法最伟大的贡献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在于解放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人性—是民法让每一个人站立起来了，是民法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平等、自由、自主的人。至于其动机我们则不可一概而论，就中国的情况看，要么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而急于求成地想尽早促使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要么是对民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只看到了民法制度的表象，要么就是受商品经济（具体是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的影响太深使然。（二）权利的类型化与体系化—民法制度建构的逻辑主线 抽象人格解决的是人的独立与平等，它使每一个人真正地站立起来。然而，这种要从根本上打倒民法的做法显然是幼稚的和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换言之，市场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性之间的马太效应—市民社会抽象人格之间的自由发展与竞争必然导致新的人性差序，并由此引致新的人性冲突与矛盾。出于对人性自身的尊重和对人性张扬的保护，在市民社会中达成人性之间的平等、自由、意思自治便成了国家体制下人性解放的最伟大成果。

首先，民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国家体制时期人性解放的成果，它承载着人性发展的崇高理想，它与民主宪政、科学技术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光辉灿烂的三大瑰宝。{8}90-91不过，每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即要以他人为中介或手段，然而，当一个人以他人为中介或手段满足自己需要时，他同时也成了他人满足需要的中介或手段。

如果我们无视民法的这一伟大意义，无疑是对人类文明演进的一种粗暴践踏。也就是说民法的人性表达被变换成了民法的立法者对人性论（理论）的认识或选择。

对此，可参见本章下一节对我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民法观、商品经济民法观、财产法民法观的批判。这里没有奴隶或雇农，没有皇帝与贵族，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没有上级与下级……人们意识中的高低贵贱、贫富强弱、高矮胖瘦等等这些固有的等级观念统统失去了意义

低层次性和脆弱性无不是主要由贫困引起的，可见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根源。而知情权更为主要的内容是对公共事务和新闻信息的了解和获取，尤其是公共事务信息中的行政信息。本文的研究也需要在现有的成果上进行。初级教育应属于义务教育性质……高等教育应当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开放。

（2）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任何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在内，都是在理解和解释，解释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还有其它一切人类已经历过的经验性事实和设想到的先验性猜测，当然包含人类自身。

因为那只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元化解释中的一种。对社会弱势群体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同样不能仅限于定义，也应当去研究它的属性和特征。

在这样权利中也存在着相互重合、交叉和冲突的情况。在法学中，社会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碍而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需要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

身分是否具有可转换性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标志性区别。权利从思想上的存在到人们在生活中实际享受的实存物是受到众多的人们由经验可以归纳到的或没有归纳到的，在头脑中设想出的或没能设想出的条件所限制。那么，从法学的角度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解释就并非毫无意义。因而在本文中没有做出区分，视为同一概念并予以使用。

只有在它们与政治生活相关时，即公民用它们表达的是政治意愿或出于政治目的使用它们时，才具有政治权利的形式。关键词: 社会弱势群体。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基本权利不要定得过高，期望越高，可能失望就越大。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政府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增进人们的福祉。

甚至在许多国家，不论生命的载体做了些什么，哪怕是犯了弥天大罪，也不可以剥夺其生存的权利，即生存权是绝对的。可是笔者在这里所用的参政权却不包含它们。